English

那一代学人

2004-02-07 16:07:00 来源:博览群书 陈四益 我有话说

《臆说前辈》印了六千册,不到半年,听责任编辑李明生先生告诉我,已快售罄,今年可望加印。这倒很有些出于我的意料。没有任何促销的手段,读者却并没有冷落了这本既没有离

奇情节、又没有风流艳遇、连书名也平实得像一块砖头的小书,令我感动。我想,那是因为他们同我一样,关注着书中写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吧。

我能接触到的前辈先生,都是上个世纪头上出生的人了(再早的一代,余生也晚,已无缘识荆)。他们大抵是“五四运动”以后成长起来的。那时的中国,贫弱无以自立。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,面对着各种新思潮的涌入,一面寻求国家的前途,一面也寻求着自己的出路。于是,因着不同的际遇,有的负 出洋,有的勤苦奋斗,有的追随革命,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但是,对于民族,对于国家,都有一份期望,一份挚爱,一份拳拳报效之忱。

去年秋天在上海,一位年轻朋友问:1949年,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,留在大陆的多,还是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多?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,但凭直觉回答:留在大陆的多。我想,这回答大致是不会错的。后来为我授业的那些著名的教授,不都留在了大陆吗?许多寄居海外的学者,不也纷纷归国吗?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。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。多数人的心思是,物极必反,烂到了极点,也就该有一个新的开端了。尽管国民党做过许多蛊惑性宣传,但多数人觉得,再坏,难道还会坏过国民党?前几年,台湾一家报纸刊登了丁聪先生四十年代所画的一组漫画,编者在按语中说,看了丁聪的漫画,就可以知道国民党五十年前为什么会失去大陆。确实,一个贪污遍于国中,特务横行天下,民生凋敝,政治独裁的政府,迟早会民心失尽。这样的政府不亡,是无天理。这时,一个新的中国出现,怎么能不让人充满希望?

我虽小,已经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欢快的气氛。那是出自真心的,没有丝毫做作。国家的独立,经济的恢复,使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,也希望能在这新的时代有所作为。所以,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,虽然对不少知识分子已在感情上造成了伤害,但他们还是谅解了,承受了,非常认真地从头学习。刘大杰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,跳过黄浦江,可是过后,却努力按照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,修改了他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。

但是,他们的这些努力,似乎没有得到认可。“改造”还在继续,而且逐步升级,越来越采取更为粗暴的手段。学习变为批判,批判转为斗争,斗争进而戴帽,戴帽之后又继之以发配、劳改。到了“文革”,更发展成为“全面专政”,不但羞辱人格,而且殃及皮肉。我的大学生活,就是在这无休止的斗争中度过的。

我也曾十分积极地参加过一次次的“学术批判”。当时,真的以为,“真理在手,所向披靡”;也真的以为,“以论带史”,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全新的学术。

虽然经过了“反右斗争”,起初,前辈先生们本着一种责任,对我们幼稚的举动还是婉言相劝的。记得蒋天枢先生就曾对我们一二年级学生自己编写教材、自己上课,说过这样的话:“独立思考,独立思考,先独立而后思考。你们还没有独立,怎么思考?”但是,今天以为是良言,当时则以为是对抗,说他们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”,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观潮派,警告他们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前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我们学生的后面,自然有强大的支持,不然,何以如此气壮如牛!前辈先生终于明白,缄口不言是最好的选择。除了按规定的教学大纲上课,他们很少再说什么,许多人连文章也不写了。后来有人归结的“江郎才尽现象”,是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,先前在学术上有过出色成就的一批前辈学者,好像一下子都再写不出有分量的著作了。经过了那一段历史的人都明白,并非他们才尽,只是环境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再展其才罢了。以我母校的中文系而言,陈子展、乐嗣炳、徐澄宇等先生,自成为右派,在学校就再难看到他们的身影;郭绍虞、吴文祺、张世禄、蒋天枢等先生几乎于学术上再无新的建树;刘大杰先生不断紧跟形势修改他的文学史,结果越改越糟;朱东润、蒋孔阳等先生虽然撰述不断,但批判也如影随形没有离开过他们。一代学人就这样耗去了他们最好的年华。驰骋于学界的,也就只剩下如姚文元之流的“金棍子”了。走“姚文元道路”,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中成长,成为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号召与要求。

如果不是“文革”把事物推向极端,我们或许还未必就能“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”的吧。

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幸存的前辈先生们都已年届高龄。然而,环境一变,“江郎才尽”便成了“梅开二度”,但凡体力尚支,他们都有了新的著述,为中国的学术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贡献。可惜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金色的夕照,只是短暂的一瞬。造化弄人,他们不得不谢幕,离开了人生舞台。

经历了这一连串人事代谢,回想起这些前辈学人,心里总有几分同情,几分遗憾,几分歉疚。

同情的是他们的遭际。他们原本想把自己的学问完全地贡献给国家,贡献给后人,但却无人理解,无人领情,相反,总怀疑他们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争夺青年,以为在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剥夺之后,知识就成为惟一剩余的优势。因此,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。“文革”时期喊出的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,其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就种下了。我总记得朱东润先生那无奈的叹息:“我是想做人梯,让青年人踩在我的肩膀上爬上去。但是,不需要我了。”世界上有什么比请缨无路、报国无门更痛苦的呢?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,活下来,就需要勇气和毅力。

遗憾的是由于觉悟太迟,把过多的生命耗费在许多无益之事上,失去了向前辈们问学的难得机缘。等到落花凋谢,才越来越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憾事。

至于歉疚,就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,我不但未能给他们以后辈的慰藉,还曾以“革命的姿态”,参与了批判的行动。前辈先生的学问,套一句现成的话:“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章;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”,并非全无商榷的余地。但我们那时的批判却并非学术的探讨,而是在政治的压力下,剥夺了对方答辩权的宣判,还夹杂着人格的攻击。这种批判给人的伤害,是直到我自己也领教之后,才有了深切的体会。

同情、遗憾、歉疚,使我不能平静。这种复杂的情感,是我写下这组随笔的动力。我所写的只是一鳞半爪,并没有为了写作再特意收集素材,所以,它不是人物的传记,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回忆录,而只是我对于那个时代、那样一个群体的一种观察,一种体认,一种理解。是以称为“臆说”。

今天,我们已经在说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了。这当然是一个进步。然而,尊重知识,就要尊重不同的见解;尊重人才,就要尊重不同的选择。如果尊重只限于同类,那么,先前的悲剧是不难重演的。

(《臆说前辈》,陈四益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,14.00元)

手机光明网

光明网版权所有

光明日报社概况 | 关于光明网 | 报网动态 | 联系我们 | 法律声明 | 光明网邮箱 | 网站地图

光明网版权所有